杏彩体育官网下载app:搭建科技与伦理间的平衡木

　　今年，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将制定《转基因和纳米技术研发行为准则》，目前已开始广泛征求意见。准则本身不是束缚，而是一项指南，目的在于引导相关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中恪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

　　每年的10月，是在校研究生做开题报告的日子，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生们照例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集中汇报自己未来的研究课题。

　　有同学刚完成汇报，紧张地准备接受老师们的提问。“这个纳米颗粒的毒性怎么样？”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陈春英问。学生愣了一下，“还行吧，没有明确的说明，不过国际上有很多人都在做”。

　　“确实是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不了解能不能最终应用”陈春英陷入思考。

　　对很多从事着前沿科研的科技工作者来说，陈春英的困惑很常见。要速度，还是要安全？科技和伦理之间的平衡该如何权衡？这是游离于科技和伦理之间的复杂话题。

　　本报记者获悉，由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起制定的《转基因和纳米技术研发行为准则》仍在制定中，今年开始将广泛征求意见。

　　此次行为准则起草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准则本身不是束缚，而是一项指南，其目的在于引导相关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中恪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

　　石棉的应用就是例证。由于优良的性质，工业界在彻底研究清楚石棉的性质前就过早地对其进行了开发和应用。石棉被广泛应用于防火、保温等工业领域。后来石棉纤维被证实具有致癌性，导致了“石棉危机”。

　　对于转基因的诟病已经充斥了网络，10年来，公众的各种或对或错的解读并没有得到最终的定论，由于各种阻力，当年如火如荼的转基因研究也因此饱受质疑，甚至已经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的正常发展。

　　对此，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赵宇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任何一种新兴的科学技术，都存在不确定性和技术风险的问题。通常的规律是：越是高技术越是有风险，越是低技术风险也就越低。比如，汽车就比步行的风险高很多。

　　以纳米技术为例，作为一种新兴的科学技术，人们担心其风险问题，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和正常的阶段。

　　“但如果认为只有最新前沿的技术才有风险问题，那就是不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质。所有科学技术都具有两面性。”赵宇亮指出。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很多传统技术由于经过漫长的过程和风险论证，随着其风险的研究，安全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制定，风险管理体系以及人们掌握的安全使用的知识等已经比较完善，风险在逐渐降低。”

　　“仅仅因为存在的风险性而放弃一项技术，从科学的角度是说不通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如果因为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被极端放大而影响了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那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肯定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在日前举办的一次关于科技伦理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共同呼吁，当前科学伦理已不限于道德讨论与限制的层面，还应进入国家和社会制度层面。科学伦理牵涉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一旦形成某项政策，将影响相关领域的活动与发展。

　　科学家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觉醒至关重要。科学家必须负责任地从事研究，合理预见并减轻潜在风险或不利影响，同时向公众解说。

　　为此，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科学家在科研当中首先要关注科技伦理问题，同时应该制定相应的行业约束机制，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需要通过科学传播来告诉公众事实与。

　　当科学研究变成一种职业时，这就需要有一种行为准则来规范和保护科学家的行为。这亦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业内的学者已不再愿意谈转基因的话题。“说不清、道不明，有的时候甚至会被扣上和某利益群体相瓜葛的帽子。”一位业内专家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感叹。

　　在转基因监管原则方面，欧盟出台了“预防法则”，他们的原则是,“当人类活动有可能导致道德上无法接受，在科学上虽不能确定但似乎可能的损害时，就应该采取行动以避免或减小这种损害”。美国出台了“实质等同原则”，其立场是“转基因产品在物质成分上同传统作物没有区别，因而对转基因的监管措施不应与传统作物有异”。而我国却没有明确的监管原则。

　　由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起制定的《转基因和纳米技术研发行为准则》正在制定中。据悉，此次行为准则是国内第一次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制定一个行为准则，以规范研究机构的相关科学研究，同时也为其他机构，包括企业和私立的研发机构提供指导。

　　作为此次行为准则起草的负责人，李真真透露，此次准则的落脚点将侧重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科学家在进行技术转移、科学传播、参与决策时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在技术转移以及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有必要将某项技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告诉公众。在参与科学决策的时候，要做诚实的社会公众利益的代理人。”

　　纵观国际，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在本世纪初就建立了多个转基因技术专门法案。在美国，一个转基因作物因其所带转基因的性质及最终产物的不同，须接受不同执法机构的监管。而我国迄今尚未对此专门立法。

　　对此，有学者建议，在面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复杂问题时，不一定能够对其形成足够的约束力，因此不但需要有相关的准则，还应赋予这些准则应有的法律地位。

　　对科研而言，约束本身同时又是种保护。当某种技术的两面性可以清楚地被认识到时，往往比较容易对其进行预防和控制。就像X射线，当人们意识到它的危害时，加以预防，同时还能够将其高效地应用于医学和治疗中。

　　在纳米安全性研究上，中国已先行一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在2004年召开的纳米安全性香山科学会议上表示：“纳米技术有可能是第一个在其产生负面效应之前就进行认真研究和广泛重视的一个新兴的科学技术。”

　　“现有的很多科学技术都是先发展后治理，比如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都是这个发展模式的结果。这已经使我们的生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赵宇亮期许，如果纳米科技真正能够实现上述期望，那将会是人类科学文明的一大进步。

　　在接受采访时，许多科学家都指出，在我国，技术的风险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着非科学因素的尴尬。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过程中，林敏接到了美国大使馆教育处打来的电话，他们希望能够借助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技术背景，共同推动转基因研究的相关科学普及工作。

　　近年来，为了引导公众客观、科学地认识转基因问题，林敏及其科研团队通过写文章、出版科普图书等方式，做了很多科普工作。

　　在林敏看来，之所以花精力做这些事情，主要是为了让诸如大学生、媒体工作者等有一定背景知识的人去真正了解和认识转基因问题。

　　“有些人甚至连基因是什么都不知道，却在进行着反转基因的宣传。”一位生物技术科研工作者无奈地对本报记者感叹。

　　而让赵宇亮担心的是，由于我国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程度还不够，人们还很难用欧美发达国家的态度和科学素养来认识科学技术的优缺点。这意味着科学研究和伦理道德之间的这种碰撞在中国有时可能发生扭曲。

　　李真真表示，和中国科学家相比，国外的科学家反而很愿意进行科普传播。一方面这是科学共同体的一个传统，是向社会汇报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是国外的科学家有制度压力，他们需要通过科普传播来面对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议员，并通过他们去争取国家财政的投入。

　　李真真表示，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媒体自身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让科学家很害怕和媒体打交道。“科学家说的某一句话可能就会被媒体断章取义地放大，有时候为了吸引读者还会起极不负责任的标题。”

　　对此，赵宇亮亦指出，媒体导向常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现象。同时，懂科学而去写科普文章的人又很少。“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因为生存和竞争的压力，他们写科学论文、写经费申请书、写课题总结汇报的时间都不够，很难有时间贡献给科普。”

　　赵宇亮指出，以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其实很多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监管体系不健全、风险管理体系缺位、安全意识薄弱、行业自律性差等非科学本质因素导致的。

　　亦有从事转基因研究的学者对本报记者指出，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是当前转基因在中国存在认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当有掀起转基因安全事件时，就会有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共同研究和分析事件的非科学性，最后由专门的科学机构出来辟谣。而在中国，当有政府部门出面解释时，公众反而会更加质疑其正确性。

　　如何有效地与大众进行客观而冷静的科技信息交流？如何克服大众拥有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难题？赵宇亮认为，“在中国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努力和更多的智慧才行”。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具有正确判断科学技术两面性的知识素养。这依赖于科普的发展和社会教育体系的完善。而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使人们养成了功利性很强的学习知识的思维习惯：只学习考试要考的内容，只学习自己科研课题中用得着的内容，这也是科学知识在中国难以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宇亮建议，在大众科普领域，政府还应该大有作为。支持一批有志于从事科普工作的网络、媒体、团体或个人，开展大众科普工作。此外，中国有很大的退休科研人员群体，能否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对公众科普上继续发挥力量，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只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把相应的社会风险降到最低，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两者相辅才成，并不矛盾。”赵宇亮呼吁。

　　含有纳米微粒的建筑材料，还可以吸收对有害的紫外线。纳米墙面涂料的耐洗刷性可提高10倍。